为什么不能否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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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由于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笔者觉得有义务将文革的真相告诉那些不知道文革的朋友们。
  
  什么是文革?
  
  文革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习惯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是人民共和国始于1966年的一场重大政治运动。
  
  现在,常被冠以“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文革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出的“一个相当长”“四个存在”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此基础上,毛主席又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明晰的程度,他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党和国家随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露、批判党和国家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
  
  【文化大革命的起止时间】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
  
  1.中国官方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2.部分史学家认为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结束。历时不到3年;
  
  3.也有人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74年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历时8年。
  
  4.还有人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结束。历时两年零五个月。
  
  【对文化大革命结论】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组织起草的一个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文革的反修防修性质被正式否定,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定毛主席应该对“严重灾难的内乱”负责。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历史背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的思想混乱。毛主席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毛主席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这引起赫鲁晓夫的极度不满。
  
  196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老一辈革命家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与彭真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赫鲁晓夫说:“你们搞‘大跃进’,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赫鲁晓夫指责毛主席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还指责毛主席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
  
  此后,随着苏联撤回援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中苏两党走向了公开的大论战。
  
  1963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批判文章中,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64年4月,赫鲁晓夫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中共领导人狂热地维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说:“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应当同斯大林的尸体一道生活。”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其意思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毛主席根据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叛变和恶劣表现,提出来的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了。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高规格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中国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恢复斯大林时代的中苏关系。
  
  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愤怒的贺龙元帅当场就顶了回去,并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马上就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严厉的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一针见血的说,马林诺夫斯基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在两党代表团正式举行会谈时,周恩来又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逼得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当场表示道歉。
  
  当时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已经极其混乱。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内)历史背景】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反修防修就成了毛主席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毛主席害怕他去世以后中国的接班人也会成为“赫鲁晓夫”。
  
  当时,由于国际社会动荡不定,毛主席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外交、对台工作、意思形态和国际形势上;致力于研究马列主义,防范修正主义,反帝和殖民统治等问题。
  
  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文雅一点儿说,毛主席“放任”了。难听一点儿说,毛主席撒手不管了。
  
  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交给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帮助。实际上是毛主席退到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工作了。
  
  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私自改变了党的八大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
  
  “三自一包”是组合词。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
  
  1962年7月,毛主席忧心忡忡的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重申了“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多次讲话,判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上,毛主席指出:“现在有的人(指党的领导干部【笔者】)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主席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上,毛主席估计“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判断,进而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把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性看得非常严重。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指挥,刘少奇已经处于“四清五反”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为了巩固刘少奇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提升刘少奇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威望,1964年底,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广大群众,斗争对象是农村的党内腐败分子。反腐败是“四清”运动的大方向,也是“四清”运动的目的。
  
  后来,“四清”运动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在一线指挥“四清五反”运动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出了大规模的工作队,工作队排斥了基层党、政组织,取代了基层党、政组织的工作权力,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斗争方向也发生严重的逆转:从对掌权干部的“教育目的”转向了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斗争。运动中逐渐出现了乱搞斗争、乱打人、乱搜查、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并且还弄出来一个“桃园经验”。这引起了基层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极度不满。
  
  “四清”运动的本意是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却被工作队根本上扭转了。
  
  即使这样,毛主席对刘少奇还是信任的。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主席仍然坚持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在会上,毛主席针对“桃园经验”的问题告诉刘少奇不要搞“人海战术”;注意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了;要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是“冷冷清清”;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群众中“划到了20%”的“坏分子”是错误的!毛主席不认为群众中有那么多的敌人。毛主席说:“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毛主席强调四清运动的目的是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群众,而是在领导;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但是刘少奇还是不能理解,他反问毛主席:“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刘少奇坚持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那些对社会主义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刘少奇认为,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总是暗中活动(这与刘少奇多年白区工作形成的惯性思维有关),不忘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以前毛主席与刘少奇在某些地方有些分歧是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那么,对四清运动的目的认识,毛主席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在这时候就划分的十分清楚了。
  
  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到路,能否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关键问题是领导集团的问题。若领导集团变了,一切都变了。
  
  刘少奇认为,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但存在着敌对势力妄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就是路线斗争的认识问题了。这个分歧不仅仅是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准确的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干部队伍与刘少奇为首的干部队伍的分歧。而干部队伍中,对毛主席提出的“领导集团演变”警告认识不足的占大多数(这就是王震将军为什么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他们更倾向于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推翻”说(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去的工作组把北京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的根源)。
  
  毛主席看出了党内问题的严重性。
  
  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从此以后毛主席就经常的、反复的,不断的讲这个事。
  
  毛主席同一些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也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忧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警惕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成为毛主席晚年的一个“心病”。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中央个别领导人【笔者】)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是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老百姓【笔者】)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中央个别领导人【笔者】)走回头路。”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呢?毛主席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苏联的事实和中国现状的事实,越来越使毛主席感到反修防修的紧迫性。毛主席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高龄那年毅然决然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毛主席高兴的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场改造思想大革命。
  
  【实践检验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反修防修,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说偏激;有人说深刻;有人说高瞻远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三十年的时间验证,毛主席是对的。
  
  首先,从国际上看。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判断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是正确的。苏联不是解体了吗?苏联共产党不是下台了吗?是苏联的修正主义,最终搞垮了列宁等一大批布尔什维克浴血奋战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笔者】)。
  
  苏联的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执政时代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代彻底结束。
  
  四十年前,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开始全盘走向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苏联共产党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几近疯狂。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位期间,用激烈语气攻击侮辱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苏联经过一代又一代修正主义领导人四十多年的修正之后,最终落得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下场。
  
  世界顶级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一夜之间轰然坍塌!
  
  一个偌大的国家——苏联,四分五裂,解体了。自消自灭了!不悲哀?
  
  俄罗斯总统普京痛心地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其次,从国内来看。
  
  腐败成风,贪官横行;物价飞涨,食品毒害,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吸毒贩毒,赌博成风,秽淫猖獗,妓女二奶遍地;黑白两道,黑社会势力屡打不绝;社会道德变坏,人际关系紧张;暴力拆迁,环境恶化,资源糟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工农商学兵失去了原来的主人翁的地位,……等等。所有这些旧社会才存在的丑恶现象,正是文化大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本文的论点是“为什么不能否定文革”,而不是反思改革开放。所以对国内现存的问题和现象不做过多的举例,请读者原谅)。
  
  自毛主席去世后,开始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否定毛主席的反修防修措施;最后达到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目的。
  
  “改开党”经常用两个问题否定毛主席。
  
  一.经济。他们否定毛主席经济发展方面的言论很多,不一一列举,仅仅使用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倒退了xx年。”。
  
  二.科技。他们说毛泽东时代不尊重知识分子,甚至蔑视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落后。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哪个也站不住脚。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报告:被称为“十年动乱文革时期”的GDP年均增长速度6.62%,仍然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如:美国为3.4%、西德为3.4%、加拿大为4.6%,只有日本稍高一些,为7.3%。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果时说:“尽管曾经存在着一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定论是世界公认的。
  
  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从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基础上开始的。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时间里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对毛泽东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并且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无论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正负面)评价,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毛泽东的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1952年,中国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了。
  
  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是现在媒体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德国、日本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兴旺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污点吹毛求疵已蔚然成风;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潮流。
  
  然而,不可否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取得的。
  
  承认毛泽东的功绩,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改革开放’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莫里斯·迈斯纳是以工业化角度评价毛泽东时代的。那么,农业呢?
  
  解放后历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记录,也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农业集体化道路和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巨大成就(见《中华网论坛》【中华史林】2011年2月2日载文“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的六大因素”)。
  
  在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3.523%,这是中国小农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增长。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间,粮食年平均增长高达2.425%。
  
  1966-1976年10年间为4.72%:这是被“改开党”污蔑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但却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速度增长时期。
  
  自从全国推行了小岗村的大包干时期又是怎么样呢?从1982到2004年的22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1.284%:这是新中国粮食增长最慢的时期,只及其它三个时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自1982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以后,中国的粮食进口马上猛增至从未有过的300多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1990年11月15日《参考消息》转德国《科隆新闻报》文章)。改开以来再也不曾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高速增长。但“改开党”居然歪曲历史、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就是在为其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时代,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毛泽东时代的科技】
  
  文革期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
  
  据《维基百科》记载:中国在文革期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现在,有人认为杂交水稻是袁隆平先生的科研成果,这是误解。不过,袁隆平先生将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是值得称道的。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说“科学的春天来了”。
  
  不过,在“在科学的春天里”,专家、教授、学者们享受了三十多年的明媚阳光,干些什么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引以自豪的科研成果。
  
  中国自2000年起,由现在的科学家们评选,每年向一至两名有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二十名科学家获得该最高奖。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目前获得的所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泽东时代的成果!尤其是1979年之后,居然连一项最高科技奖成果也没有了!
  
  这说明什么?现在的科学家评委们自己都承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成就实在拿不出手!
  
  【曙光就在前头】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文革成了历史;毛主席成了历史伟人。
  
  “改开党”让我们反思文革,我们认认真真的反思了。反思的结论是:文革不能否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推翻81627决议,或者重新评价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是个紧箍咒,牢牢地箍在中国人的头脑上,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敢活跃。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谁也不敢越过这个雷池。
  
  这个决议又是个大棒,“改开党”看谁不顺眼,就用这根大棒打去!边打边骂“文革欲孽”!而且对党的领导人也不客气,也敢抡起这根大棒教训!真是猖狂至极。
  
  这个决议又是先帝的遗诏,尽管人民对这个遗诏不满,“改开党”喜欢。否则,“改开党”凭什么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权贵资本家”?
  
  不过,这个决议也是祸根,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华民族觉醒也许就从这个决议开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个伟大的民族也许从现在开始,毫不客气的追求实现中国梦了!(作者:玖江春;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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