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维五万言长篇访谈:《我的父亲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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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清风按:就目前的所谓的“主流意识”而言,“四人帮”依然是罪不可赦的反党集团。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民间依然漾动着对所谓“四人帮”定论的异见思潮。到底能否重新评价,老百姓是挑不起这个头的,所以民间的异见也就无伤大局了。不过,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一些相关的人和事,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确定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是有帮助的。
  
  2015年7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书展上推出了函装手迹版《张春桥狱中家书》,收录了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关押于秦城监狱及江苏江阴监视居住期间写给家人的58封书信,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历史人物。在书后,附有旅英华人作家凯蒂对张春桥长女张维维接近五万言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政治变迁中的曲折经历,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
  
  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
  
  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年5月25日于伦敦
  
  (一)父亲的自我定位与性格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
  
  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问: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
  
  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
  
  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
  
  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是不是可以说,直到他去世,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答:对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我爸爸眼睛近视,而且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相差很大,戴眼镜也很难纠正。我也是近视眼。有时别人看到我打招呼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以前也有人说我架子大,或是清高,其实只是没有看见。后来我看到另一个高度近视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请包涵,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眼睛好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问: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
  
  我们住在盖司康时,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问: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时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二)童年时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
  
  问: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
  
  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
  
  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
  
  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1948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问: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问: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问: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问: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
  
  问: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后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标准,以后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雨·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它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问: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后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
  
  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后来就批《海瑞罢官》了。
  
  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年8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月18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着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月25日还是26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月31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月31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号的那个大楼里面。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弄和康平路100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问: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问: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问: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
  
  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问:批斗会的时候你为自己争辩过吗?
  
  答:争辩什么?容不得我争辩的呀。所以我只能不声响。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这些造反派主要是工人子弟,他们那么骂我,是让我最不舒服的。因为我以前都帮助过他们的,而且是一直想和他们做朋友的。所以我说没有办法与工人融合。我后来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也很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比方说,送给他们草稿本、练习本,让他们用我的墨水,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到商店里去买文具送给同学,我这样做,可能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总归是有的,给他们一点也不稀奇的。但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从十五元钱的生活费中省下的钱呢。
  
  那天被批斗之后,我就走路回家了。然后康平路事件就来了。
  
  问:能具体说说你对康平路事件的记忆么?
  
  答:1966年12月底吧,突然有一天楼下红旗招展,康平路来了好多人,我就赶紧到楼下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有人家都空了。我看到全是赤卫队的人,打着一面面的旗子,这个厂的,那个厂的。把对面的一幢部长住的大楼全插满了。我看到那栋楼里面已经没人住了。旁边还有一幢他们办公的楼,也全插满了红旗,原来办公的人也不见了。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楼里上上下下也没人了,只有我们和柯庆施家还在,柯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赤卫队就来问我:“你们家住的是谁?”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我楼上楼下还住着谁,我就告诉他们哪家是曹荻秋家、魏文伯家、柯庆施家、陈丕显家,我们隔壁楼下还有谁家。这些人家都空了,让我非常惊奇。他们派了两个人去守着柯庆施家,不去扰乱他们。
  
  我们家呢,就敞开大门了,许多人进进出出的,人来人往,进来兜一圈,看看,来找我爸,甚至往床底下看是否在。我们家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书也是没人会拿的。爷爷奶奶很害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外面和赤卫队应酬,还烧水给赤卫队喝,和他们聊天。我问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来,他们说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告诉我说曹荻秋约他们下午三点钟来见面的。曹荻秋不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就变成我在那里接见他们了。后来想想,这事明摆着就是曹荻秋挑起的吧。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从广义的讲,应该就是抄家了,赤卫队已经把整个大院都翻遍了来找我爸爸。
  
  但是否像我以前去抄别人家的时候那样翻箱倒柜地抄过家呢?那我觉得是没有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出去了,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办公楼的小礼堂过来,在院子里碰到我,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他问我我家是否被抄,我说没有,他就叫我去写一个条子,说没抄家。我就去写了,结果他们就把我写的条子印出去了。这个人是谁,我只知道是机关的。这样一印,我就成了铁杆老保了。因为后来造反派又来保护康平路,我说没有抄家,那么造反派不就变成无理取闹了么。
  
  第二天,全上海的人都来了,院子里的那些冬青树苗全踩扁了。
  
  赤卫队也把袖章都拿掉了,也分不清楚谁是赤卫队了,叫我到阳台去讲到底抄家没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你们都走吧,不要再待在这儿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也不要说抄家不抄家的事了,你们都走吧,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但是也没人听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妈妈回来了,中央文革小组也插手了,才有人管我们了。
  
  我妈妈写了个声明。爸爸妈妈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妈妈声明说是抄家的,要支持造反派之类。爸爸怎么说,当时我就搞不清楚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这个还不算抄家?”整个大院子都兜底翻了。造反派来,包围了赤卫队,就打起来了,我是看到他们打起来的。赤卫队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了。
  
  后来在半夜里,上海警备区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把我们弄走了。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管你的话,当然是有办法的。不可能没有办法管我们,之前只不过是不管罢了。
  
  问:大院里的其它人家都搬出去了,只剩下你们两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就是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上海市委先不要我爸爸的,还是我爸爸先不要他们的。最近我们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说他们是被赶出康平路的,我就说:“你们搞搞清楚哦,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你们是被扫地出门的吗?还是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孤孤单单地扔在那里了?怎么回事呀?”关于这件事,魏○○也是从来不做评论的。我们这些老同学老邻居现在见面吃饭,有的敏感话题是大家谁都不碰的。但魏○○有时会说:全怪老毛呀,全怪文革呀。我只是笑笑。
  
  还有赤卫队说是曹荻秋约他们去见面的,那这事是不是他挑起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只引用我后面的话,就是我说没有抄家。但是前面的原原本本,包括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没人讲的。我关在里面时,他们还说在所有人写的文字中,我写的是最全面的。后来所有的人引用,包括《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我前面讲的都是没有的。就说明我讲到点子上了。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警备区的人把你们接到哪里去了?
  
  答:警备区的车子把我们全家接到常熟路淮海路口的警备区司令部里,后来又把我们转移到永福路51号,那里有个招待所。爷爷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住那里。我爸那时候在北京,还没回来。
  
  问:一月革命的时候,你爸爸应该回上海了吧?
  
  答:对的,过几天爸爸回上海,就开始一月革命的事情了。但他没有住到永福路,他直接住到兴国路去了。安亭事件时他回上海,因为没有地方住,驾驶员就把他开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了。所以,这次回来还是住在那里。我们住在永福路招待所,他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他回上海后,通知了我妈,妈妈就去他那里了。但他没有叫我去。这是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月六号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以前,我的生日我爸爸总是很重视的。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住在学校里,他送给我一张剪报《将军的儿子》,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还给我写了信,信里说:“你大了,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再吃蛋糕了”等等。当时收到那封信后,我还写了一篇周记,老师同学都很感动,还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我们班的老同学现在还记得,还会说起我那篇“不送生日蛋糕”的周记。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套《毛选》,在扉页上还题了字。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日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是他们很上心的。我爸爸还藏了一瓶金奖白兰地,他还说过等我下次生日的时候喝。结果到了我生日时,都乱套了,我们从家里被赶出来了,也不知道那瓶酒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管我了,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变成铁杆老保了。
  
  问:那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你爸爸的?
  
  答:等到他们一月革命什么的都忙完了,已经是一月底了。这时,我爸才叫我到兴国路去,他叫我去写检查。叫我写检查寄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但也只好写了。他问我:“你从北京走的时候思想还蛮支持毛主席的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一派是支持毛主席的,哪一派不是的。我怎么知道这样做我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啦。”我又问:“以前你搞样板戏搞《海瑞罢官》不都是上海市委支持的吗?柯庆施不是刚刚才死吗?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打倒了?”他回答我说他们不继续革命了。我就从报纸上东抄西抄,写了封检讨信给学校。然后回学校,学校里的造反派同学说我是假检讨。检讨当然不是假的,但肯定是不深刻的。
  
  后来,家里就收到好多乱七八糟的信件,其中有以我的名义写到我家里的,说我在哪里哪里,爸爸就紧张,怕有人要来绑架我。正好我四叔到上海来,爸爸就叫四叔把我带到北京去了。那是春节过了之后,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1967年5月复课闹革命时回上海。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至1968年间,上海的大中学生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事后有很多人挨整。你爸爸后来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关于上海大中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的事,我爸爸明确说过不要抓人,不要追查,不要追究的。但是群众组织是不是互相有什么动作,做过什么事,那也难说,可能也不可避免。但据我所知,因为炮打原因而被抓的红卫兵,我爸爸知道后,很快就是放掉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再追问过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没有抓过人。
  
  (五)文革中后期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问: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
  
  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
  
  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
  
  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海呢?
  
  答:因为我觉得上海人都认识我,我走到哪里都要被别人看成谁谁的女儿。我不想一直和家里的人绑在一起。我要离开,要到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进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改名为李群,群众的群,我要变成一个最普通的群众。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就能隐姓埋名,别人就不会知道我爸爸是谁呢,多幼稚。我尽量低调,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从来没有误过工。孕妇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提早回家过。就这样,大家还是会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后来我同宿舍的女工结婚了,我就把宿舍让给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帮她,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怪我让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结果我那个同屋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进去住了,他们夫妻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还特别起劲。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住在兴国路的时候,我有时星期六会过去住,他那时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会起来,我们俩可以说会儿话,聊这个聊那个的。他和我是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会说:“好了好了,你去睡觉吧,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你爸爸不和你们说这些事,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答: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问:那个时候,你也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恋爱的事情,爸爸给我和我大妹妹写过一封信,要我们自己决定,婚姻自由,家长不干预。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找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本来就不愿意找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有一种亲切感,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彼此都很了解,优点、缺点都很相似。我妈妈叫我找个工人,我说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样了,不会有共同语言。后来认识我爱人,他是医生,有自己的专长,是很钻研的一个人。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当然,我是接受了这些,没有办法沟通就不沟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说的,一开始,我还想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买《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给他看,连环画哦,哪知道他看三页就睡着了。他是医生,工作很累,哪有闲心看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业务。我与他说阅读方面的东西,他一窍不通,那就不沟通了。他喜欢看我打毛线,给小孩子做衣服,觉得我看书是浪费时间。还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看相声,他要听滑稽戏,越剧沪剧,所以我也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还有在饮食上,我们刚结婚时,家里吃饺子,他真的不愿意吃,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泡饭。
  
  问:1973年“十大”时,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有与你妈妈离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见过他吗?
  
  答:我到北京去过几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从来没有自己去过。我们仪表厂是为发射卫星提供仪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会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结束同事离开后我再多呆两天。关于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么都不讲的,因为他有组织纪律。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说太劳民伤财,每次出个门就要动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的。有一次,警卫员叫我动员我爸爸出去走走,因为他整天就是关在里面。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你看那个山头上,都是警卫,我一动,就有这么多的警卫。”我说我还想到卢沟桥去。他说:“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对周恩来,我和全中国老百姓一样,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爱戴他的。真是这样的。周恩来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厂里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骑着自行车返回家换了一条围巾。我平时是围着红围巾的,因为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条围巾厚。所以,很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人穿红的,这是不对的。我回家,换了条蓝底子黑条子的围巾,那条围巾很薄,我又拿了条白色尼龙的围巾衬在里面。在我们被抓之后,北京也来了一批人,说我们反总理,我说绝对不可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反总理。他们硬说我们反总理,这倒让我多想一点了。多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党委书记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说我的罪状之一是反总理,不参加追悼会。他还为我辩护,说有我参加追悼会的照片,还戴着蓝围巾,当时才刚刚开始有的彩色照片。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日理万机,主持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总理的思想上稍有一点点偏差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毛主席太敏锐了,他自己年老病重,还这么为国家命运担忧,他这是对中国人高度负责啊。所以,毛主席让开了个总理的批评会。
  
  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质,那在后来与国际资本大鳄的斗争中我们会更有底气,头脑也会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护了。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掉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
  
  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
  
  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
  
  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六)被捕入狱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问:你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觉得很突然么?
  
  答:我们大概要早几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书突然来了,说出事情了,联系不上了。上海市委联系不上他们了。这里就开始乱了。
  
  有人就讲要开始起义,要组织工人。那边就要安抚,叫马天水去。马天水去了,叫这里的人都不要动,说等他回来再决定。马天水走后,这里还在持续争论,吵闹该怎么办。我很冷静的。我觉得闹也没用,无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来一个巴黎公社墙。我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么。如果不发生,那我们就不死。但到底会不会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爱人正好不在,中国发射原子弹的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个队的医护人员。所以,我就把我儿子送到婆婆那里去了,他那时一岁多点。我想无论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别的,就等马天水回来说是怎么回事。
  
  马天水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我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产的收音机,这个倒没被拿走,所以,看来人家的目的还不是来搜你的机密。
  
  问:他们来搜家的时候,家里都有谁在?
  
  答:人们走进康平路大院,没有人阻拦,人越来越多。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能说是搜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妈妈已经被抓起来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开始在,后来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时我姑姑已经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离我们家只有一条马路,奶奶就自己过去了。但姑夫拒之门外。这个姑夫是很坏的一个人,原来是新四军,后来还是离休干部什么的。姑夫不让奶奶进门,奶奶就顺着康平路走,到了100弄,那个弄堂里还住着一个亲戚,是五婶婶的妈妈。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门,就坐在路边。这里面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这位婶婶的父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他原来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早年与康生和周恩来一起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大少爷,弄了个很漂亮的门面做掩护。解放后,他先在山东做副省长,华东局成立后就到上海来了。在杨尚昆的事情上有点问题,还有周恩来在上海搞锄奸时,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杀了。婶婶的妈妈,奶奶的亲家母,也是山东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后,这个婶婶和我五叔离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她父亲自杀时,我五叔没和她离婚,她后来却选择了离婚,要保护自己。所以,人无所谓对错的,只是个人不同的立场和处境,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回来说我家,奶奶走了后,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军当兵,正在复旦外语系读书,所以在空四军和复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她就回家来看看。大妹妹已经结婚了,在杨浦区,她很少回来的。弟弟在农场。家里人越来越多,也没有人管我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里面没进来过,来看看我们家什么样子,好奇心驱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们不像看热闹的,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也不离开,肯定是部队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后来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可以走了,一直在这里干什么。“想想也是,外面传言张春桥的女儿在里面,进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问:当时在那种境遇下,你心里怎么想?慌么?怕么?
  
  答: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或害怕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们就出来了,准备走。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时就出现了四五个人在我们旁边,护着我们。一路上也增加了保护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一路从康平路穿出去,后面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要看好戏的。我们就开始跑,跑到武康大楼,绕到后门进去,上了楼,来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这家人家就拿了一双鞋给她穿。后来知道,这家的男人是某个新村的门房工人。再出来,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给我小纸条,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并说需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没想到这张小纸条后来害了人家了。我被关起来后,这张纸头搜出来了。
  
  小妹妹决定回学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当时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到了晚上,我决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妹妹家住在杨浦区许昌路,还是挺远的。家里一片狼藉。我拿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小包里。我走出来时,又有一群人冲出来围着我,说我转移罪证。这些人是交大的学生。他们叫我打开包来看,我就打开了,就是几件衣服。有围观的群众说:人家就是拿两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来了。
  
  问:能讲讲你的监狱生活么?
  
  答:应该是1976年10月20号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来的。这是马天水下的命令,他说是为了保护我,我说我不要你们保护,也没用,他们一定要保护。但是几天后马天水他们也被抓起来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会有人放我了。他们先把我关在赤峰路的监狱里。最初,我被临时关在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那个房间以前好像是专门关外国人的,墙上写着许多英文、日文、韩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来的。房间应该有十来平米。后来又把我移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头是新钉上去的。春天时,又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是正式的监房,有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却知道妈妈就关在这里。
  
  后来我们都被迁到西郊公园附近哈密路那里的一个监狱里。我的耳朵特别好,可以听声音。我能判断谁在里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我都能听出她们的声音。也有不认识的人。我还能闻到中药的气味,我知道妈妈又在吃中药了。
  
  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么生煤球炉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了,看守也都是从各个地方临时调来的。原来都是坐机关的,生煤球炉子都不会,本人是最能干的。
  
  后来我又教他们打毛衣,做其他事。她们看我是子女,放风的时间会多些,会有人跟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问:知道你妈妈在那里,觉得欣慰么?
  
  答: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说她有历史问题。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里也是蛮恨的,叛徒、特务,他们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还有”八·一三“,他从上海回山东,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查,说他是不是在江苏被捕了之类。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日本人轰炸铁轨,路不通了,他是顺着铁轨走到济南的。大串联的时候,叫红卫兵去走新长征路,我说起我的同学走到北京,爸爸才说起自己一个月走到济南这件事。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恨,很窝气,但又说不清楚是恨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就像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问:你在狱中是否希望听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个时候,被关在里面,是根本谈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爱人会不会还要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没几个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岁的生日。在监狱里,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张画,一张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也难以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什么都不考虑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为什么要把爸爸的这些信都留在我这儿,就是因为我人生中这一个一个的生日。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状态。有时,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么,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红灯记》里面的词。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该唱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吗?我不知道。我就会自己打住。
  
  有时候,我会唱《白毛女》里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窝。“我会唱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为我最终还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问:当时你也哭过许多次吧?
  
  答:在监狱里我不是哭,是流泪,一直流泪。就是很伤心,太伤心了。后来在医用电子仪器厂,有一个人骂我,说对我态度较好的人是”三种人“,把我气得大哭。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待我。
  
  问:后来你想通了吗?
  
  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问:你说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么了?
  
  答: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想通了之后,我就开始写材料,他们要我交代谁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谁与我爸是一伙的了。我就看报纸上,谁出来了我就写谁。例如李先念,那么神抖抖的,我就开始写他。批邓的时候他跑到我爸爸那里,对我爸爸说他错了,说他上邓小平的当了,等等。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原来的厂里去批斗了一次,开大会,上千人的大会。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个凳子,搭了个高台,让我站在上面。我还没有站得这么高过呀!他们大喊:”低头!低头!“我就是不低头。有个局团委书记,他要叫我低头,我叫他”滚“。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资格来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我的态度太强硬了。回头时,我看见局党委的书记杨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一直是杨伯伯杨伯伯叫他的,他来组织开会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现在报纸上,就写关于他的材料,因为我们当时发卫星回来开总结大会时,他叫我问爸爸妈妈好。我就写了,也是实话实说。
  
  他们还让我写文革时我自己的经历。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后来我是逍遥派。我一直很隐蔽自己。他们要查我是不是有问题,不仅在厂里查,还到复旦附中去查。后来我被放出来后,有人告诉我,他们把我前前后后全兜底查过了,调查的结果是,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
  
  (七)出狱之后
  
  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问: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们给的是什么理由呢?
  
  答:1977年12月28日,他们把我放出来了。正如关我的时候没有理由一样,释放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只简单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他们都已经查遍了,实在没有道理再关我了。文革中,我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文革后复旦附中第一次搞返校活动时,我没去,姜拱绅校长还叫我们班同学带话给我说:”复旦附中的大门永远向张维维打开。“学校对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学生会主席,所有课外活动都负责组织的,运动会、歌咏比赛,不仅组织还带头参加。1968年我进的仪表厂,工作八年几乎没有请过病假或事假,从来不迟到或早走。白天上班努力干活,下班后做团委的工作、开会、学习。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找人谈心、帮助群众、工会安排家访等等,我一直很热情地去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问:放你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接你么?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答:家里没有人来接,审查我的人把我送到家里的。当时,弟弟在农场被隔离着,小妹妹中断复旦的学业,回部队被隔离着,我爱人在医院里被隔离着。他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审查的,虽然我被放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后来审查我的人也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到他单位去说,一个多月后,才让他回家。大妹妹还在家里,我与她见了一面。小妹妹和弟弟是很久以后才见上面的。审查我的人陪我去看我儿子,把我关进去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一句上海话最能表达,就是”触心经“。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当然很想念儿子。放风的时候,我在外面拣到两根小竹条剖开来,在窗台外面磨了两根毛线针。然后把裤子里的松紧带拆下来,把松紧带抽掉,弄成一根很细的带子,饶在针上,做了两根环形针。我就帮我儿子织了两条裤子。还不是毛线的,是两条氯纶的棉毛裤。我把棉毛裤一根根拆下来接起来,给他打了两条裤子。出来以后,他就穿了,很合身,很好看。这对我也是个安慰。看守们还都来跟我学,所以说是我在监狱里的奇妙人生吧。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毛衣拆掉,又用那个环形针重新织了件毛衣呢。
  
  问:奶奶自杀是怎么回事?
  
  答:还是我在监狱里时,他们就把我们家搬到东安新村了。我奶奶就是在那里自杀的。
  
  说起我奶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对爸爸影响很大,我爸爸对她也特别好。奶奶比爷爷大五岁,爷爷是家里的老二。封建地主家庭,老大很看重的,老二就不看重了。老大上了北京大学。老二虽然功课更好,但家里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大学生。爷爷虽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所以,他一直有很不得志的感觉。爷爷后来去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爷爷家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家境每况日下,鲁西南本来就很穷。家里人给他娶了我奶奶。奶奶娘家是个上升的富裕中农,有几个哥哥,她也是很宝贝的,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嫁出去。爸爸的舅舅们很保护奶奶,我爸爸去延安,还是几个舅舅送他去的。后来奶奶生了很多孩子,奶奶的娘家还一直资助我们家。我奶奶是一个很顶事情的人,她是什么都不怕的。在济南的时候,外面炮声隆隆,她就在家里守着,她也没有逃走。
  
  我们都被抓进去之后,别人家她也不能长住,她就住到了东安新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那儿。如果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在身边,她可能也就不会自杀了。奶奶自杀之前,要见我弟弟,他们不让见。我奶奶最后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想给我弟弟的。后来还是我表妹去看过她一次,奶奶把钱给这个外孙女了。没有人安葬我奶奶,他们去找我姑夫,但最后的丧葬费我姑夫不肯出。我们只知道奶奶没有了,最后如何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丧葬费最后是算到我妈妈头上的。我妈妈出来之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还把奶奶的丧葬费扣掉了。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到1983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
  
  ”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年做出的,1949年她重新入党。
  
  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你出来后的工作呢?
  
  答:放我出来时,原来厂里的工资都发还给我了,一个月有四十几块钱。至于工作,公安局的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想回原来厂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怎么能回原来的厂?那是军工厂,要保密的。“提审我的人说:”哟,你倒还蛮有自知之明的。“我心想: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能比你差么?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弄堂小厂,手术器械五厂。这个厂在徐汇区,打浦桥那里,斜徐路,很破很破的。现在那里有办出入境的一栋楼,当时是弹格路小菜场。因为他们不让我多接触人,厂里就安排我到一个车间,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面。车间的房顶是芦苇条搭成的,上面又铺着瓦,夏天非常热,有时我们要爬上房顶把水泼在瓦上降温。
  
  出来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工作还是很快就上手了。我干活手脚很快。第一天,一位老工人就叫我电焊插头,我一会儿就弄好了。他们见我活做得好,对我的看法也就改变了。工人判断一个人,就看你手里活是否做得好。后来我还帮他们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我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别人做准备。一个老工人对我说:”你做慢点好吗,你做得这么快,我们的指标都得增加了。“有一批产品退货,说不合格。我发现是因为受温度变化影响,我就给大家解释原因,并一起重新调试产品。他们都来找我这个李师傅帮忙,有几个年轻人还要我教他们。回家后,我就翻出我上”七·二一大学“时的教材来,每天提早一个小时去上班教他们。这样我进入了这个小集体单位。这里原来是街道生产组,工人大多数是阿姨妈妈。她们会把自己带来的菜给我吃,还教我怎么烧菜。她们给了我温暖。
  
  后来这个厂关掉了,工人重新分配,我希望专业能对口一点,也想离家近一些。那时候我爱人在人民医院里做杂务工,天天洗厕所、洗尿瓶、推车、拖地板,也不许做医生了。我公公胃出血,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儿子三岁,每天上幼儿园要接送。我写信给仪表局,讲了我的情况,也因为前面表现不错,他们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这个厂条件要好多了。我开始在总装车间。后来因为要轮着上早班中班,我无法接送孩子。我提出我的困难后,厂里就把我安排到质检科做元器件进厂的检验员,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我工作也很努力,自己会去生产厂学习,晶体管厂,显像管厂,改进检验方法,有不少技术革新。比如,当时心电图机上的热笔,返修率很高,造成大量的客户来信。我发现检验方法不对,改进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厂里要成立无线电计量室时,就让我筹备。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以前在”七·二一大学“学习时,我也总是做记录、计算,不喜欢操作仪器仪表。这时,我就跑到科技书店,了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又去了生产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的工厂,慢慢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后来还成了医药局的无线电电工计量站。
  
  有空时,我仍然喜欢看书。我跟厂里管图书的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图书馆里新到《收获》、《钟山》、《花城》,她都会告诉我,我想看的书她也会帮我留着。再后来,儿子大了,我和他一起看古龙、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八)爸爸的公审及监禁生活
  
  ”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问:1981年11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厂里发票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听说我也想买电视机,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还要买电视机?你们家的电视机不是有很多么?“我就告诉他我家没有电视机,我们家的孩子也要到院子里去看电视的。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在院子里看彩电的照片呢,因为那时彩电很稀奇,才会给他拍照片。他就说:”那是外面的人造谣咯。“他还蛮好心的,就到厂工会去帮我要了一张电视机票,也是他陪我到中百公司去买的。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公审后,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在组织科,有好多人参加。他们问我,公审得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五人帮,我怎么知道四人帮做了什么?你要觉得我是五人帮的话,把我也抓进去好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公审做得对,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我来承认你们对。“后来我又说:”你们株连我就算了,株连我爱人就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医生?“可能我的话还有些用处,一个星期后,就通知我爱人回科里上班了。
  
  问:宣判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意料之中的?
  
  答: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敢枪毙江青的。江青在我爸前面判的。如果江青死不了,那我爸也死不了。位子就是这么排的嘛。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年11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我们第一次去看他,是公安局安排的。他们让我们住在复兴医院旁边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探监,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间里见到爸爸,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张有靠背的长凳。后来这个房间装修了,还蛮漂亮的。这个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是用来监视的。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哭,回到住处后大哭一场。那时候他说话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已经失音了,因为他八年没说过话了。在监狱里,他也是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最近网上传出他的最后一次讲话,还有人问我录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他真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录音了。
  
  他问我们好,说:”你们好么?你们来看我啦?你们怎么样?“声音是哑的,声带已经僵化,医学上叫”废用“。他也已经八年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了,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看到我们还是很吃惊的。那一次去探监,一共可以见他三次,每次两个多钟头。监狱要我们自己安排这三次探视的时间,我们就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每次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主要就是谈谈家里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信。
  
  问:以后你们是不是能经常去看爸爸?当时一年能见到他几次?
  
  答: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开始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三次。起先公安局说好我们是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后来我们经常去,就不给报销了,说我们已经结婚,就不算家属了。
  
  第二次我去北京看他,是在他开刀以后,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分头去看他,谁有空谁去。我也积极争取出差机会。他们有时候也想阻止我们见,但是我们已经千里迢迢到北京了,他们也就汇报请示,让我们去见了。我还带我儿子去过,我弟弟也带女儿去过。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
  
  1996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
  
  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那时我们去的就多了,我们每个月可以去一次,也是大家轮流去。但是还要先和无锡公安局联系,得到许可后再去。
  
  问:你爸爸关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他与外面隔离么?
  
  答:虽然他一直被关着,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与外界隔离。他仍然很关注时政,没有停留在时光隧道里,也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
  
  他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还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他自己是做报纸的,所以,报纸上如何排版,某个消息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些讲究,我爸都太清楚了。他不仅能读到文字里写的东西,还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很多东西。
  
  1985年,我去探监时,用省下的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看管他的人看到了,没说不行。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请示监狱行不行,请示的话,一级级汇报肯定就不行了。他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不能给他买收音机,没有明确规定他不能听收音机,那我就给他买了。看管他的人没说什么。过了段时间,我又给他买了个带短波的,这样他可以听到美国之音、BBC等台。有一次,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法国台。他就是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世界的。但看管他的人也蛮坏的,因为收音机要用电池,电池用完了,他们就不给他电池了。去探监,我就给他带电池过去。
  
  问:你爸爸的信中常常谈天气、谈气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种花养鱼的习惯。是不是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反而更有闲暇了?
  
  答: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的政治观点都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对我们写了。
  
  他对气候确实特别敏感,是因为他有气管炎。种花、养金鱼,他一直喜欢的,可能受到我奶奶的影响。因为我奶奶是农村出来的,我奶奶就一直喜欢种东西,在上海的院子里就种,而且本事特别大,种什么长什么,种茄子,种蕃茄,都硕果累累。所以我爸爸也就一直很喜欢种东西。我也喜欢,你看我家的阳台上,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可吃的东西,鸡毛菜,香菜,小蕃茄等等。
  
  问:那么对于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的”六四“,他肯定都知道的吧?
  
  答: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他都是知道的。什么白猫黑猫呀,摸着石头过河呀。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六四“对学生开枪了。1989年7月,”六四“后不久,我到北京去看他,复兴医院就在木樨地,是打得最厉害的地方啊。外面发生的事,他当然知道。他特别感慨,告诉我,一直听到头顶的直升机响,能听到枪声。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些管着他们的人,把军装都换掉了,怕别人知道他们是部队的,要改头换面呀。他也知道下面受伤的学生市民被抬进来,能听到许多人在喊叫:”救命啊,医生,救救我啊!“也没人给他们包扎,没有紧急救护,有的人血留尽了,就死了。他说他们连止血都不会。他说: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
  
  这个时候,爸爸才对我们说:1976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发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九)对文革的评价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公平的。“问:你爸爸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么?
  
  答: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一次失败,领导者、执行者都被打翻在地,还没失败?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得到了教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进行这次大革命,毛主席打了这面旗,冲到了这个高度,他死了,这面旗就倒下来了,护旗的人也一片全死光了。这样的结局,我爸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始终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现在是这一事业的低潮阶段。
  
  我的记忆中,以前他总是说,”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他更多强调,”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00年,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仍然抄下毛主席的诗词多篇,包括《贺新郎·读史》。后来,通过治疗,手抖的情况有所好转。2001年,毛主席逝世二十五周年,他又抄了一遍《贺新郎·读史》。我去看他时,送给我,还兴致很高地给我解说。回想这些,我觉得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更深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更坚定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试验,又一次巴黎公社。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6年,我和爸爸在监禁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如何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我改名为李群,意思就是要扎进群众的生活中去,我有资格提供群众意见,爸爸也希望能听听我的看法。例如,我曾和爸爸探讨过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我在厂里,负责过住房困难调查的项目,走访过许多人家,调查住房情况。例如有的人家,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睡觉时,头都是在外面的。类似的情况非常多。我爸爸他们意识到住房需要改善,他们也派人到南市区做过调查,需要建设多少新房子,而且已经开始建设新房子了。还有农村的事情,我爸爸他们早就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确实是农民问题。要让农民富起来,只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有建设乡镇企业的设想,工厂派人到农村去帮助各个公社搞企业。
  
  文化艺术方面,文革后期许多事都开始解冻了。我爸爸一直告诉江青只有八个样板戏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的,所以,除了样板戏外,已经有许多其他的戏都等着出台了。各个戏种也都重新开始,招生培养新人。译制片厂也在翻译电影,各类杂志也开始出版。例如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要重新开始出版《人民文学》,要毛主席题字,我爸爸还去找毛题了字。还有画院提出要画裸体写生,我爸也同意了。
  
  还有教育,例如”七·二一大学“,在工厂里培养了那么多工人去读书,提高他们的水平。我就是”七·二一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的水平一点也不差。我们的基础课请的是华师大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专业课请的是西北工大和哈军工的老师。我们提前毕业后,马上就上生产第一线了。我们还参与了一级火箭的设计,例如卫星自动定位的陀螺,还去北京向钱学森汇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我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而且当时,大家工作学习的积极性那么高,没人计较名利,也没有寒暑假的。
  
  还有在工业、科技方面,例如大飞机,当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计工作时间不计报酬,技术人员把大飞机造出来了,已经到了试飞阶段,已经穿越过喜马拉雅山了,西藏都试飞过几次了。但是邓小平上台后,马上就让大飞机项目下马,经费立刻切断了。薄一波说不能继续试飞,必须下马,因为如果继续试飞下去的话,不就是承认四人帮的功劳了吗?
  
  所以,邓小平把这些都全面抹杀了,什么都不承认了,说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不公平的。
  
  问:如果说文革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低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我的理解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建设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要面对封建传统和国际资本的侵入。
  
  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工人阶层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觉悟不够高,因为中国工人得到的很多权益不是通过自己的斗争得来的,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维护这些权益,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八小时工作制,是美国和欧洲工人通过罢工斗争得来的。中国工人阶层是没有美国或欧洲工人的觉悟高的。这是我一直和父亲讲的。我一直在工厂中工作,我非常了解中国的工人。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公平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利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邓小平把这种模式也全部推翻了。推翻否定这一切的时候,邓小平说”不争论“,而且还演绎出一场由一群根本不了解党中央内部争论真相的人参加的”公审“大戏,面对这些,我爸爸要说一句话吗?
  
  邓小平不愿意辩论,我倒想问他一句:马克思是不是说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不是讲过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他是不是也讲到了阶级斗争?难道我们把《共产党宣言》翻译错了么?如果没翻错,那你邓小平为什么还坚持自己是共产党,有本事你就改名字,像欧洲国家那样,你不要再叫共产党了,你可以叫自己社会民主党嘛。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它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你对文革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关注文革、研究文革,我也在努力学习,希望自己能有清醒的认识。
  
  问:现在你父亲好像又有一种慢慢走红的趋势,也有人研究他了,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不会打牌的,只会比大小。有趣的是,我觉得我爸爸现在就是一张牌,而且是一张摊在桌面上的明牌。左中右的人都可能利用他,但究竟要不要他这张牌,左中右都要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
  
  (十)家庭关系
  
  ”他们该享受的,也不是我们该享受的,他们该遭的罪,也不是我们该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问:我们谈谈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吧。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答:我父母亲是在晋察冀认识的。我妈妈很有才气,家境也很好,比我爸家境好多了。从她爷爷开始,就在天津开酒埠经商,她父亲是最早进入中国银行工作的,当时叫大清洋行,而且做到很高级的位子。她家是正宗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新兴地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现在我的一位在天津的表哥搞了本《直沽世家》家谱,还查到了当时我妈妈家就有汽车、有电话。她家也很时尚,所以我妈妈从小就会游泳,会骑自行车。
  
  妈妈有一个姐姐很进步,所以,妈妈14岁时也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妈妈相当聪明,数理化都好,是个才女,文章好,字也很漂亮,她后来考取燕京大学新闻系。文革后,大家都在补课要考试。
  
  我妈妈七十多岁时,有一次到小店中去买东西,看到别人在做几何题目,不会,她还去教别人怎么做。人家还问她是不是老师,她笑笑说不是。
  
  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他们要追求的理想,他们因为这种理想才参加革命的。这和那些家里很穷没有饭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吃碗饭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物质的东西一点都不看重,根本不在乎。我妈说过:”我要是看重这些东西,我怎么还会出来革命?“他们俩一辈子都是这样,物质的东西是不要的,什么东西都是给别人的,从来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点钱呀之类,没有这个概念的。
  
  我爸曾经说过,如果要为了自己,为了要升官发财,那么他何苦要参加共产党呢?我也问过我妈妈:”你们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加入这个党?“我替他们分析,他们这种家庭出身的,让人家能完全接受是很难的,永远要处在被人改造的地位。妈妈说她是对封建家庭太憎恨了。她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爷爷虽然宝贝她,但六十岁时讨了个十八岁的小老婆,这对她是很大的刺激。她觉得这种社会、这种人让她太厌恶了。她还说参加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她说后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后,她就满山遍野地跑,真是觉得自由了,没有东西吃,她就到山上去采酸枣。我爸爸没有烟抽,就在地上弄点枯叶子自己卷卷抽,呛得要死。但是他们很开心。
  
  问:他们是因为理性上的认识而参加革命,这是不是让他们的信念更执着?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答:他们是搞宣传的人,这和搞其他工作的人不一样。这条道路是他们精神追求的一种极致,他们是很坚定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选择错了。
  
  问:你父母亲的感情怎么样?你爸爸兄弟那么多,你妈妈需要处理很多复杂的家庭关系吧?
  
  答: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家一直是很民主自由的家庭,家里的保姆阿姨一直是与我们一起吃饭的,吃的也完全一样。
  
  我妈妈特别顾全大局。我爸爸是兄弟六个,我爸是老大,当然也就责任大些。解放后,我父母每个月都给我爷爷奶奶寄四十块钱的生活费,妈妈还给她的一个婶婶寄生活费。
  
  我爸六兄弟中,老大、老二、老三比较早工作了,我姑姑排行第四,工作也比较早。后面三个弟弟中,四叔在上海财经学院上大学,一直是我爸爸供给的。五叔解放后参军,也就自立了。我五婶后来与他离婚了。六叔起先是我二叔供给,二叔张秋桥在《解放军报》工作。
  
  1960年后,我爷爷提前退休,大饥荒,济南的老百姓是真的没有东西吃,所以,我爷爷奶奶就到上海来了,之后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因为爷爷奶奶在,姑姑叔叔也经常来,常常是门一开,就进来五个人,吃呀喝呀,我妈妈从来不抱怨的。
  
  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我父母绝对是楷模。没有比他们再好的了。他们一点都不计较。我四叔读大学时,我父母一个月给他三十元零用钱,还给他买衣服买鞋子,他到我家只需要换一部车子。而我在附中读书,也住校,回来要换两部车子,一个月才十五块钱。我妈妈后来还说,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反而手更紧呢。所以,和我们家来往关系最密切的是三叔和六叔。现在也只剩下五叔和六叔了。
  
  问: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75年底、1976年初,你爸爸曾有想法和你妈妈离婚,因为他有可能被毛主席任命为总理。他还请徐景贤在上海为他找对象。有这件事吗?
  
  答:关于他们离婚的事,具体情况我真是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说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直接与我提过。但是,法定的离婚证书肯定是没有的。后来我奶奶的丧葬费要我妈妈出,我爸爸保外就医后也要我妈妈去陪,你说那算是离了婚的吗?
  
  我知道,因为政治原因要他们离婚,这件事对他俩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痛苦的。爸爸小时候,爷爷生了他和我二叔后,就到开封去了,在邮局里找了个小差事,又找了个小情人。奶奶知道了,就带着兄弟俩去开封,出钱把小情人给打发了,又把爷爷弄回山东。这件事对我爸爸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非常痛恨男人对妻子不忠。我妈妈也一样,她爷爷六十岁时讨了个小老婆,完全打破了我妈妈感情上的寄托。所以,我父母对离婚这种事,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意。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选择离婚的。
  
  问:可以看出来,作为长女,你和你爸爸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你爸爸在写给你的一封信里列举你的身份,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让人觉得他既怜爱你,又很心疼你,也很为你自豪。你觉得他对你满意么?
  
  答:我爸爸对我还是挺满意的,是他的女儿嘛。我们家几个孩子对他都挺孝顺的,在江阴时,大家都尽量争取多去看他,病危的时候,我一个电话,弟弟妹妹立即都来了。当然,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他我们很好。好多年后,我才告诉他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因为这些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
  
  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有多强。他知道后,很欣慰,也比较自豪,觉得我们确实是他的子女。
  
  当然,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我的处境,我们俩的判断也可能不一样,他说的我也不一定都同意。在江阴时,大家都轻松多了,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看了这本那本书,他很惊讶,还说:”原来你看过这么多书呀?“在我离开工厂以后,我告诉他我到社会上怎么想办法赚钱接济家用,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也要下海做资本家了,我要看看资本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的。他很惊讶,看看我说:”啊,你还干这个。“我就说:”如果我成了资本家,那么我就是第二个恩格斯。“我说恩格斯这个资本家所有的钱都是给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全家都要饿死了。我爸就不响了。我有一套办法对付他的,他拿我没办法。
  
  他对我的做法肯定也有看法,所以,我对他说:”你是大丈夫,不屈不挠;我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目前的形势下,你永远不低头,行么?还得活吧,还有孩子吧。别人看你活得好,会有看法;看你活得不好,活得穷,别人更要说风凉话:”看看,这人就是靠父母的,父母失利了,也就变成垃圾瘪三了。“这样别人也要看不起你的。所以,我说我不靠父母,我靠自己,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也要活得好。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许多事都要靠我担当的。
  
  问:小时候都是父母亲呵护我们,等到我们自己成了父母,与上一辈的关系也开始转变,变成我们要照顾他们,变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答:对,我们小时候是太被呵护了。我曾对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太单纯。“我们都成了温室的花朵,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就像毛主席的几个孩子,最后多惨啊。江青出事后,我家的一位亲戚在医院里看到李讷一个人,到药房去要个瓶子买酱油,都没人理睬她,还是我家亲戚找了个瓶子给她。
  
  当然与毛家的孩子相比,我们毕竟一直在基层,生活能力早就锻炼出来了。但父母如果把我们教育得更复杂一些,就好了。
  
  从我的生日,就可以看出我和父母间关系的发展。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女儿,我的生日也一直很受重视,我也很把我的生日当回事。小时候每次过生日,爸爸总要带我们去买巧克力、买蛋糕;我十七岁生日时,他送我剪报,写信给我,说不再给我糖和蛋糕了;我十八岁生日,他送给我一套《毛选》,又在扉页上给我写了那段话,有一种对我精神的寄托和要求,我也知道,我也就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想到,到二十岁,突然犯大错误了,还被他严厉批评,他还要我写检讨,也就是第一次康平路事件。而到了三十岁,更大的打击来了,被关进监狱里了,我在里面埋怨他,心中充满了愤恨和委屈。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身份换过来了,我带着妈妈去见他,去北京找人,要设法给他保外就医。这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要求了,是反过来要让他的心中有所安慰,反过来照顾他,照顾妈妈。确实,我们几个孩子每次去看他,对他都是很大的安慰,连看守都说,他的情绪会好很多。
  
  问:你多次谈到,你一直想摆脱这种身份,想摆脱家庭。而且,你从小就有一种另类的感觉,但你给人的印象是性格直爽,快人快语。你自己怎么看呢?
  
  答:我本来是很纠结的一个人,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总怕别人对我印象不好,对我评价不好。读书时,我也争强好胜,读书要最好,体育、劳动也要最好。后来我慢慢就有自知之明了,我知道别人是会利用我的。所以我要改名字,我要把自己沉到最底层。我一定要沉下去才行,千万不能浮上来。
  
  我有的好朋友,身份与我蛮像的,就一直在父母的影子下拔不出来。我一直劝他们:”不管父母怎么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父母是父母,我们是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捆得太紧。他们该享受的,也不是我们该享受的,他们该遭的罪,也不是我们该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我是千方百计想脱开的,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我是没有办法脱开的。这辈子,我也算经历过很多考验了。但是从精神上,我觉得我是独立的。说到底,我确实是很另类的一个人。我就是我自己。
  
  (十一)去世
  
  ”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问:你的孙子出生时,你爸爸还在世,对他来说,看到了家里的第四代,是不是特别欣慰?
  
  答:我爸爸有四个孩子,四个孙辈,我们每家一个。看到孙辈们,他已经很欣慰了。重孙只是我家有一个。重孙100天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送了重孙一个礼,这个礼物是100块钱,都是一块钱的硬币。是他们老两口攒下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攒了多长时间。他们说这是100朵花,因为硬币背面的图案是花。现在我儿子还保存着这100块钱呢。
  
  我爸去世之前不久,我们把重孙抱去给他看的。他当然很开心。
  
  一开始,我儿媳妇不太愿意让我把孩子带去,孩子太小。后来我妈妈生病住在上海的医院,爸爸告诉我要让我妈妈看看这个重孙,说我妈妈肯定会很高兴的。所以,妈妈在医院里,我们就带着重孙去给妈妈看了。妈妈喜欢得不得了,眼睛一直盯着他,我们还拍了照片呢。爸爸自己没有说他也想看,男人么,嘴上不说出来的,但心里肯定很想看看重孙的。所以我就对儿子说:”外公身体不好了,把孩子带去给他看看吧。“所以我们就把孩子抱去了。爸爸看到孩子,沉吟一下,说:”我小的时候,老爷爷最后不好的时候,也是把我抱去给他看的。“他居然说这个!当然,第四代他看到了,还是蛮欣慰的,对孩子说:”好好成长吧,好好成长吧。“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
  
  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
  
  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年10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
  
  ”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问:你爸爸的告别会都有谁来参加了?
  
  答:告别会是2005年4月28日在江阴举行的。我五叔和他女儿,三叔带着他的四个孩子,还有我们家全部,儿子、媳妇、孙女,我们三个女儿、女婿、外孙,全部去了,都是自己家里的人。
  
  问:最后,对爸爸,你还有什么总结的话?
  
  答:父亲是4月21日离开我们的。4月24日我从江阴回到上海,夜里睡不着,脑中涌现出许多字句,我当时就把它们记录了下来了,这些我都找出来了,可以算是我对父亲的最后评价。
  
  患疾遂卒还谓天下事大,逆境泰山;  
  胸有马列仍信劳动者赢,笑迎朝阳。
  
  坚忍不拔,将牢底坐穿;  
  忠贞不渝,对主义不变。  
  风雨九十载,书生意气;  
  日月万千年,磊落光明。  
  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一片丹心,万世可鉴。
  
  4月28日在江阴开完告别会,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上海。我仍然无法入睡,又写了:
  
  坚信马列,追随主席,六十年激扬文字;  
  身陷陋室,信念永恒,三十年一语不发。
  
  仅以此悼念我的爸爸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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