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告诉你文革造反派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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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剧、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文革造反派的形象都是身穿绿军装,头上歪戴帽,胳膊套着红卫兵袖标,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中掂着皮鞭或棍棒,耀武扬威、凶神恶煞、声嘶力竭、横冲直闯,给人们的感觉他们简直比蒋匪帮还要坏,比日本鬼子还要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是,那只不过是几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一方,对被剥夺了话语权一方的妖魔化而已。那么,真实的造反派究竟是个啥样子呢?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造反派的一员,我可以负责任的和大伙聊一聊,目的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一、文革初期没有造反派
  
  文革初期的几个月并没有造反派,造反派是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才陆续产生的。在此之前只有“红卫兵”这个组织,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各单位党委成立的,所以后来叫它官办红卫兵,官办红卫兵除了五类分子外人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派性,大家都听从党委的指挥。当时我在一家地区中医院当学员,文革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就是批斗“牛鬼蛇神”,即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原国民党军医。其中我对两个人记忆深刻,一个是姓阎的老中医、右派分子、副院长,另一个是姓杜的原国民党少校军医,阎副院长主要是和姓郭的院长不和,而杜老中医是新近被一名女患者投诉调戏了她。
  
  不过斗争的火药味并不太浓,因为掌握实权的郭院长转移斗争大方向,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别人,从而保全了自己,达到目的之后也不愿把事态扩大。单位的红卫兵一般都没有参与破四旧,破四旧都是学校学生们的事,所以搞文艺宣传就成了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我们单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参与其中,学拉二胡,后来就在市直卫生系统巡回演出。到了十一月份,学员班被批准外出串联,并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检阅。
  
  二、造反派是被逼出来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逐渐激烈起来,我们单位领导之间原本潜在的矛盾被公开化和激化。党委书记是个老红军,曾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当过警卫员,十四级干部,他来中医院时间不长,为人性格比较随和,班子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职工也没有多大意见。主要是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之间的矛盾,运动一开始,郭院长首先将阎副院长打倒,接着又把矛头对准陈副院长,但陈副院长是三八式老革命,十七级干部,岂能任由郭院长摆布。于是医院围绕着二人的较量划分成两派。郭院长是师专毕业,是个知识分子,在医院经营多年,和医院的知识分子医务人员关系比较融洽。陈副院长文化程度较低是个工农干部,军人作风,不善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医院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郭院长,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支持陈副院长,不过在陈副院长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的学生们几乎都站在了他的一边,但学生们的支持仅仅算是个外援而已。
  
  中医院支持陈副院长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时被医院边缘化的人,其中有些人受到过郭院长的打击,没有运动的时候他们只能忍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与郭院长对立的陈副院长一边。也有坚持做人原则惹祸上身的,如院团委书记和副书记,他们曾是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团委书记还被誉为卫生系统的活雷锋。他们看不惯郭院长的霸道作风,替陈副院长鸣不平,结果被郭院长打成“新右派”进行批斗,他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
  
  我和团委书记关系较近,因为在学员班的入团人中没有我,原因是科室领导认为我骄傲,不同意我入团,团委书记多次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让我很受感动,对他受到的打击深感同情。团委书记造反后来找我,请我支持他,我觉得不能推辞,于是我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时间是1966年的12月中旬。所以我的造反动机很简单,就是抱打不平,是年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其实,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每个造反派都有不同的个人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造反往往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三、究竟是谁打砸抢
  
  造反派最大的罪名是文革中搞打砸抢,什么是打砸抢?打就是打人,砸就是砸文物,抢就是抢枪——不是抢东西。
  
  先说打人。打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比较严重的当属学校和农村,机关和工厂少见,学校被打的是部分校领导和老师,农村被打的大都是五类分子。
  
  再说砸文物。砸文物也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中发生的事,一些地方的地表文物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是,打人和砸文物都与造反派无关,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只有官办红卫兵,所以都是官办红卫兵们所为。全国的大案要案则是高干子女当头头的官办红卫兵制造的,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胆量。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联动”、“西纠”,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就是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蓉。这些高干子弟提出一个反动的血统论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成立红卫兵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卫自己的老子和老娘,他们制造一系列惊天大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如宋彬彬、邓蓉亲手打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卞仲耘。为此,“联动”、“西纠”被党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然而文革被否定后,又被党中央平反。
  
  前年,陈小鲁、宋彬彬为代表的官二代搞起了文革道歉的闹剧,目的是继续妖魔化文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然而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最后说抢枪。全国抢枪大致发生在1967年五月至1968年7月,是中央公开表态支持各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组织之后开始的,保皇派恼羞成怒,对造反派发动了武装进攻,而造反派也被迫进行武装自卫,双方进行武斗内战的家伙就是枪,而枪则是抢来的,这就是抢枪。于是文革就从文斗变成了武斗,开始了毛主席说的“全面内战”,这也是他总结的文革所犯的一大错误。
  
  我认为这里面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抢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共同行为。后来把抢枪说成是造反派独自为之,成了造反派的一大罪状,而对保皇派抢枪绝口不提,这是不对的,是有意歪曲事实,假如真是这样,怎么可能有武斗和内战呢?
  
  二是抢枪问题不简单,很复杂。严格说来抢枪的定性是不准确的,其中有的是发枪,有的是借枪,有的是里应外合,真正硬抢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极少。
  
  我可以负责人的说,本人在文革中从来没有动过别人一指头,没有砸过东西,没有抢过枪(甚至十年没有说过一句脏话)。我的三没有是经过了“三种人”审查结论的,不是自吹的。
  
  往事如烟,令人慷慨,不过我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它既不是胜利者的功德碑,也不是失败者的罪行榜,更不是任人玩捏的橡皮泥。秦始皇胜利了但抹不去孟姜女哭长城的千古骂声,楚霸王失败了,但留下了英雄美人惺惺相惜的凄美故事,何况隔代修史,当事人的任何编造与篡改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唯有实事求是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配得上后人的评说,而这一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初露端倪,对此我抱有信心。(作者:老骥;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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