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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建国17年来广大人民同官僚特权之间累积的矛盾总爆发?

红色革命 社会是部大片 3135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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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能让亿万民众积极投身运动的动力又是什么呢?为何会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呢?质而言之,这就是建国十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改朝换代”的怪圈,或者也可称之为“兴勃亡忽”的王朝兴衰周期律。这就是新王朝初期,政治比较清明,各级官吏与被统治的百姓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队伍的腐败不断加速,逐渐发展到“无官不贪”的地步,最终把百姓逼上绝路,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和社会大动乱,完成改朝换代。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在其窑洞内作过一次促膝长谈,两人专门就此问题作过探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他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废墟上,在全国人民拥护下,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也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江山”。尽管毛泽东曾经提醒过全党,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骄傲;更不能忘本,决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决不能搞特权,甚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未能改变,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员的制度没有改变,这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权阶层。尽管毛泽东采取一手严厉惩治(诸如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诸如搞三反运动、整党等),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对各级领导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国的土地上,官僚特权阶层还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三大改造完后,怎样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与社会矛盾?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中共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认为阶级敌人就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的敌对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分子。
  
  毛泽东的看法则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尤其着眼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早在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主张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该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后来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革期间,毛则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曾破例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搞过一次私人生日宴请。在这次宴请上,他曾作过一席谈。其中特别谈到他对中国社会城乡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分析也许有些过分(这是指就极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尚未感受到这种变化,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似乎中国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从而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触动、改造,直至粉碎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而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这一矛盾后来就发展、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
  
  比如在农村中,比较普遍的是群众因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不满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见而遭打击报复的,类似现象可以说各处都有。
  
  在城市里,这种矛盾特别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人因个人好恶,甚或挟私报复而滥用权力,使一大批人蒙冤。仅以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恶果为例,它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的直接受害人,更株连、影响到这些人的亲朋好友,那就至少是伤害了几百万人!
  
  反右扩大化后,在政治上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员或党的干部=反党”的思维公式,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党群矛盾。这些矛盾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就必然会爆发。
  
  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直接在政治上制约“官僚主义者阶级”,消弭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矛盾。从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报这种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为内容(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友人讲过: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对各级领导人以“四大”形式进行揭发与批判,这就使他们的积怨有了宣泄的时机,于是干群矛盾、党群矛盾终于以狂飚的形式总爆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刘邓“一线”领导在“文革”初期推行的“资反”路线而得到进一步激化,运动初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又抓了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反革命”,由此,“造就了”大批的造反派。之后,“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再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助燃“文革”的烈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谓“合理的”,就是指其“存在”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的,只要有那么多的群众参与,就一定会有其内驱动力。文革的内驱动力,说穿了,就是建国十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后又因文革初形成的两派矛盾的激化而总爆发。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走资派”,创建社会主义大民主模式(后“四大”被写进《宪法》成为公民权利),还必须改造“私有观念”,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党内走资派,归根到底是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资派以后,还必须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挖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继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再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对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是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所以失败,如“撑开肚皮吃光饭”那完全是人们“私心”的罪恶,甚或有阶级敌人的破坏。这也就是他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根本原因。(作者:无名氏;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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